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蘋果日報 2005-03-04 蘋果論壇 E07 陳文敏
教資會角色模糊不清
(此交已被本會改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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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五年，香港追隨英國的模式，成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（教資會）。這是一個非法定的諮詢組織，向政府就大學的發展與撥款提交見議。當時香港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兩所大學，一九七二年改名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，其後隨着各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，教資會又再恢復原來的名稱。目前共有八所大學為教資會資助，一般撥款以三年為一周期。
傳統上，教資會是大學和政府之間的橋樑，大學不用直接和政府周旋，政府亦樂於由一獨立的委員會作中介人，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大學的自主。多年以來，教資會的主要任務是分配教育經費，並就香港的人力需求對各大學作針對性的撥款，例如醫生或教師不足，教資會便對該等教育作額外撥款，以鼓勵大學開設或增加有關課程。
早期香港只有兩所大學時，資源分配的辦法比較簡單，主要取決於學生人數。但當香港有八所大學時，資源分配便得視乎各大學的學術與教學表現，故教資會開始定期對各大學就教學及研究進行評審。
可惜的是，近年教資會漸漸由宏觀調控改變為微觀管理，它不但要求各大學提交詳盡的學術發展計劃，並就每一學科的學額作出仔細評估，學額一經評定，三年內不得修改，否則便會影響下一撥款年度的撥款。大學要開辦新的課程，亦必須先得到教資會的同意，否則該課程將不獲資助。
教資會手執數百億元的撥款，漸漸儼如八大校長之首。由大事如大學各自的定位，以至個別課程的發展，皆事事過問，政策由上而下，大學若不聽命令，便動輒以削減撥款作威嚇，而其鞏固其財政控制的手法更層出不窮，如扣起3%的學額或經費作酌情撥款等。
另一方面，近年政府一邊說要發展知識型經濟，一邊卻不斷削減大學撥款。過去幾年，大學校長既要在分配撥款方面，不停與教資會討價還價，又要在削減經費方面直接與政府周旋。在二○○五至○八年度的撥款問題上，政府推出○○X方案，我們看到大學校長多次與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直接對話，爭取不用削減經費。
教資會原來設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屏障，免卻大學直接捲入與政府角力的政治遊戲。然而，在過往幾年，教資會不但完全沒有發揮此等功能，更往往變成政府的代言人。大學校長直接與政府角力爭取撥款已是大勢所趨。從這方面的發展看，教資會的角色已變得可有可無。
大學經費來自納稅人，監管大學的表現無可厚非。由一個獨立於政府和大學的組織來監管大學，本是一個較可接受的方法，既可達到令大學向納稅人負責，又可同時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，但當教資會的權力過度膨脹時，又有誰來監管教資會？教資會的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，主席亦只屬兼職性質，由政府委任，委任過程全無透明度可言。若要保證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，教資會的組成和運作必須要作出徹底改革，增強透明度和問責性。
大學教育並非職業培訓，不能單以社會需求作衡量標準，否則，人文科學便可有可無。大學之道，在明德、在格物、在致知、止於至善。不同大學有不同的理想，大學本身才最清楚其發展的方向。
外國的經驗亦指出，微觀管理大學的運作只會窒息大學的發展，美國根本沒有教資會這類組織。在眾多前英國殖民地中，目前只有印度和香港才保留教資會。英國、新加坡等已相繼廢除教資會，只保留研究撥款委員會，以鼓勵而非指令的形式推動研究，從而令大學有更多發展空間。政府只要能保障大學的教研質素，毋須規管學生人數或課程項目，這樣大學才有靈活發展的空間。香港最近十年不斷對大學就不同領域作出五花八門的檢討，看來現在已到對教資會的角色和運作進行檢討的時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