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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報 2005-03-08 醒目校園 E16
狠批港大學欠缺獨立精神 李歐梵：教書不只是混碗飯吃
(由於版權問題，本會不得改寫上載文章，唯有向有關作者致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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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月份一連五個星期二，《成報》副刊校園版推出《大學之道》這個新欄目，並邀得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林幸謙，為本欄撰寫每周專訪。除了李歐梵教授外，還專訪了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、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及台灣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。今日的是有關李歐梵教授的專訪。
過於制度窒礙創作
林：踏入二十一世紀，香港迎來了知識經濟（knowledge-based economy）的時代。高等教育的普及化，導致現今大學的定位也發生了變化。宏觀上來看，大學變成整體巿場系統的一個組織部分；而在大學體制內部，大學的企業化管理方式則帶來管理主義的威脅。在巿場化的趨勢之下，大學原有的學術精神和科研自主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，甚至造成知識的危機。其中最備受衝擊的，不外是大學改革的強大壓力：知識結構和體制內部組織的重新定位。這種制度化功能的強化，是否恰恰就是今日香港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時代挑戰？
李：今日香港的教育政策不但有偏差，而且愈偏愈差，愈差愈偏，偏得非常厲害。香港的大學體制跟美國很相似，但比美國更加制度化。就以哈佛大學為例，會議雖然很多，但不同的是，在美國教授不會感覺到有一政府壓迫着你。香港這種情況若不改變的話，香港的教育前途絕對沒有希望──說明白點，當局根本不認識甚麼是世界一流的國際水平的大學。
林：全球化和巿場競爭的巨大壓力，高等教育變成日益採納企業管理模式，這對大學體制來說並非幸事，甚至連大學校長的傳統職務與功能也受到衝擊，也從學術知識的領導者轉變成企業經營/領導者的角色，您對有關方面有甚麼建言？
李：我的觀點和見解沒有多大的作用，因為此種大學體制已經成形，很難一朝一夕徹底改變。香港的大學曾經有最好的人文學術，但現在由於香港的經濟困境和制度雙重加之下，變得過度的制度化，過度的管理化，過度的量化和經濟掛帥，甚麼都講財政預算。這導致香港的學術過度受制於外在影響。以前的大學體制比較自由。當年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，做甚麼都可以，沒有人管，不過，愈是自由便愈自主自律，愈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利用時間。今日的香港剛好相反，香港的教育從頭到尾都離不開填鴨形式，從中學到大學，表格一份一份的傳來，會一個一個的開，沒有呼吸的空間，無法創作，師生每天都忙個不停。
香港的教授太忙了
林：以今日香港的大學環境，可認為可以吸引您前來教書嗎？
李：如果今天問我會不會到香港長期教書，我絕對不會，這個環境我覺得我真的受不了，跟美國的環境差距太遠了。香港的大學精神已經變質，這裡的學者教授除了面對教育經費的困境外，更重要的還要面對時間的約束。香港的大學教授實在太忙，壓力也太大，一般教書的教授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。自然學科方面可能好一點，因為他們一邊教學，一邊研究，他們教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，影響最大的，反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者。比較之下，我在美國的教學生涯，沒有香港這樣忙。在美國，忙的是個人的專業，也許要為各種會議飛來飛去，但卻可在開會中從中得益。但在香港，時間卻是大量花費在校內開會和應付公文的時間。糟糕的是，香港的會議是為開而開的，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可以不開的，過度行政化，也過度的制度化。
香港高等教育的過度制度化，導致一個普通教授的生活忙碌不堪。在開會過程中，很多人並沒有多大的建樹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時間變得不夠用，時間的壓力太大。開會和公文報告，正是香港的管理模式。一個接一個的報告，多得令人透不開氣來。但在美國，我若拿到一筆很好或很有名的研究經費，如Guggenheim Fellowship，並不需要做任何進度報告。這是很明顯的例子。在香港，我至今曾經看過一大堆別人的研究報告，可是報告內甚麼也沒有說，都是草草而成的，把自己的幾篇文章反覆引用。
林：除此之外？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還受制於甚麼問題？
李：香港的學術也很受經濟的影響，經濟的動向帶動了所有的領域；然而，學術應該和任何外在的事物應保持距離，不能受經濟太大的影響，否則就不用做學問了。當年新亞來了一匹新儒家學者，他們的生活比我們現在苦得多，拿到的錢又少，他們為甚麼能做得豐實的成果來？在抗戰的時候，西南聯大反而有大師出來，現在生活優越的時候反而就沒法培養大師了。
李：受訪者李歐梵教授
林：訪問者林幸謙